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近年来，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加及相关问题的不断尖锐化，流动儿童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都强调了这一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由于流动人口自身的流动性较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为解决流动儿童问题作好充分的准备等原因，国家解决流动儿童问题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实处。
我们认为，能否有效地解决流动儿童问题，将对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非常有必要认真地从战略高度关注和解决流动儿童问题。
一、流动儿童规模仍处于不断增长期，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
不少地方在制定流动儿童相关政策时，常常首先做出这样的假定：由于农业税减免、农村实行“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流动人口包括流动儿童会不断减少。在这样的假定下，不是积极地增加与流动儿童有关的资源和设施，而是被动地等待、观望。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样的等待和观望也许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但问题是，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呢？目前，我们还缺乏全国性的数据资料来检验这个假设。但从具备比较完备资料的部分城市的情况来看，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现实的情况是，近年来，流动儿童数量不断增加，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增加的可能。
流动儿童数量变动的这个基本趋势，应该成为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以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变动为例来考察这个问题。
1、过去10年内，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由15万人迅速增加到50万人，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翻了一番。
流动儿童进入人们视野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此后，流动儿童的规模迅速增大，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规模变动也基本与此同步。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市流动儿童规模已经达到15.5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73％；到2000年普查时，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4万，不但绝对规模增幅大，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流动人口本身。从1997年到2000年，流动儿童年均增长7.77%，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到9.15％（见表1）。
2000年以后，北京市的流动儿童进入更快的增长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下半年，北京市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14.1％。按此比例和北京市流动人口357.3万人的规模推算，当前，北京市0－14周岁流动儿童达50.4万人。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年平均增长17.25％，明显高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8.31%）。
资料来源： 1997年数据根据“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该次普查的流动人口被称为外来人口；
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2005年全市流动人口数量来自“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6年流动儿童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计算，当前的流动儿童规模则依据前述两个指标估计得到。
2、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仍有大幅度增加的可能。 过去20年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人口流动逐渐展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人口流动大致有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农民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
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农民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
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
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已进入第三阶段，并正在向第四阶段过渡。在这样一个时期，流动儿童将进一步增多。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变动的未来也不例外，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下：
（1）过去10年里，流动儿童数量增长势头十分明显，这一势头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从1997年到2006年，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从15.5万增长到50.4万，增加了2.25倍，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从6.73％增长到14.1％，增加了7个百分点。分阶段来看，从1997年到2000年，流动儿童年均增长7.77%％，而从2000年到2006年，流动儿童年均增长17.25％，增长速度不但没有减慢，反而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因此，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流动儿童数量增长没有迅速减缓的可能性。
（2）成年流动人口中的未婚人口将可能导致流动儿童的进一步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在现有成年流动人口中，21.2%为未婚人口。这些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口很早就外出务工，他们将在异乡恋爱、结婚，甚至生儿育女，他们的未来子女有很大可能成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流动儿童。
此次调查收集了流动人口下一步打算留在北京还是离开北京的意向。对这些未婚流动人口（规模在60万人以上）而言，25％的人明确表示将来要长期在北京发展；更多的人（55％）表示看情况而定，由于北京市收入高等“拉力”因素的作用，这批规模在30万以上的“看情况”未婚流动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将选择长期留在北京。
与此相反，在60万未婚流动人口中，明确表示打算离开北京者所占的比例不到5％。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可以预见，目前在京的未婚流动人口将可能“带来”北京市未来流动儿童的较大幅度增长。
（3）目前仍生活在户籍所在地的大量“留守儿童”已形成了北京市流动儿童的巨大“蓄水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时可能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市的流动儿童。
目前，北京市成年流动人口中有不少人将其未成年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成为“留守儿童”。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留守儿童相当于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的14.2％，其绝对规模超过50万人。
本次调查收集了留守儿童父母对其留守子女未来安排意向。调查结果表明，14.68％的父母明确表示将留守子女接来北京，38.26%的父母表示要“看情况”来决定是否接孩子来北京，如前所述，由于北京本身具有明显的“拉力”，这些“看情况”的父母中也可能会有相当多人在近期内将其留守子女接到北京来，从而促使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进一步增长。
（4）在已经生活在北京的流动儿童中，可能留在北京的流动儿童明显多于可能回老家或去其他地方的流动儿童。
在考虑北京流动儿童数量未来变动趋势时，还需考虑目前已经生活在北京的50万流动儿童的未来打算：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离开北京。由于部分流动儿童的年龄较小，尚没有能力表达这方面的意愿，在调查中，我们收集了成年流动人口对其流动子女的未来生活地安排意愿信息，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不少流动儿童的家长不打算让流动子女再回到家乡。打算未来安排其子女生活在北京的占三成，安排其子女回老家生活的不到一成，另外32.78％的家长“看情况”再决定其子女未来在何处居住，还有27.53％家长表示“看孩子自己的本事和意愿”。
“看情况”和“看孩子的本事和意愿”两项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明确选择留北京和回老家两者所占的比例看，前者则大大高于后者。应该说，“留北京”是更可能的选择。
综上所述，北京市流动儿童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北京必须为未来流动儿童规模的较大幅度增长做好充分准备。
其实，流动儿童数量的这种增长趋势不仅在北京存在，在其他城市甚至全国都是如此。比如，过去5年内，江苏省无锡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流动儿童规模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过程，无锡市流动儿童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高达30％。为此，全社会都要为流动儿童的进一步增长做好必要的准备。
二、流动儿童已失去了和“老家”的联系，多数流动儿童今后不可能返回“老家”，这也应该成为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
仍以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情况为例，在北京市流动儿童中，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流动儿童已经是事实上的“北京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34.82%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63.95%的流动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出生后跟随父母来到北京，还有1.22%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及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方，之后才跟随父母流动到北京。这表明：超过三分之一（数量达到15万人以上）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
从分年龄的数据来看，越是低年龄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者所占比重越高，0、1、2、3岁组流动儿童中出生地为北京者所占比重都在40％以上，1岁组流动儿童的这一比例更高达51.35％。
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计算，本文以下图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此次调查。
另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分娩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新京报》报道：“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流动人口在医院分娩的孩子，从8000例上升到56000多例，10年间增长了7倍。
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发表《健康播报》称，目前，每年流动人口的新生儿已接近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这也意味着北京市未来的流动儿童中“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比例有可能进一步升高。
特别是随着“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流动儿童的增多，这些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流动儿童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恋乡情节，基本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北京以及类似的各个城市将别无选择地选择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成员。
这一特点，也应该成为制定与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
三、要及早关注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因为躲避警察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而不幸触电身亡。此事迅速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骚乱首先发生在巴黎郊区，但很快扩散到法国的300多个城市和城镇。骚乱甚至蔓延到邻近国家，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德国柏林都先后发生过汽车被焚毁事件。
参与骚乱的青年人袭击教堂、医院、学校、商店，焚烧汽车和建筑物。11月6日晚，全国有1400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处教堂、学校和店铺遭袭，36名警官受伤。7日晚，又有1178辆汽车被烧毁。截止到8日上午，共有1200人在这次骚乱事件中被逮捕。另有1人因骚乱而死亡。
这次骚乱被认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受的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严重的社会动荡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社会和法国政府在对待外国移民的态度和方法上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20世纪下半叶，大批非洲移民进入法国，这些移民对补充法国日益稀缺的劳动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几十年来，法国社会和法国政府在如何使这些移民融入法国“主流社会”方面却没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外国移民高度集中在移民聚居区中，这些移民聚居区逐渐成为高人口密度、高失业率乃至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等等社会问题的代名词。
对此，移民群体早有怨言，但是，法国“主流社会”却始终未予重视。越积越深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两个非裔青年付出年轻的生命之后猛烈地爆发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
对法国而言，需要从这次骚乱中吸取的教训很多。对世界而言，法国骚乱是一面宝贵的镜子。对我国而言，法国骚乱更是一面有着重要警醒意义的镜子。
我们可以借鉴的很多。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要以法国骚乱事件为鉴，特别慎重地对待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参与这次法国骚乱的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多数是在法国生、在法国长大的第二代移民。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参与骚乱者则不多。事实上，在骚乱爆发的初期，法国政府官员中还有人寄希望于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会管教他们，从而使事态得到控制。
但是，年轻的第二代移民所做出的反映比人们预料的更为激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通常，第一代移民来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到达新的地区后，生活条件或多或少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常常能够使他们得到满足。即便他们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也会因为这种满足而隐忍他们对歧视的不满。与此同时，第一代移民通常还存在自身能力方面的不足，如教育水平不高、技能较低、语言存在障碍等，这会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受歧视当成“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和第一代移民相比，第二代移民则明显地具有反抗精神，对于歧视，他们难以做到逆来顺受。第二代移民出生在新的土地上，在新的土地上长大，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得到和其他人完全同样的待遇。而在自身能力上，他们也可能高于他们的父辈，因而具有更强的反抗能力和资本。
这次法国骚乱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生于法国、长于法国的年轻人认为他们没有被当成是法国人，他们得不到作为法国人理应得到的教育、就业等各种机会，他们甚至没有作为法国人的身份（identity）。一位黑人年轻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手里有法国政府颁发给我的各种证书，但是，当我去有关部门办事时，没有人拿这些证书当回事，没有人拿我当法国人。
我认为，这位黑人青年的话反映了这次社会冲突的实质。
在我国城市，存在着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估计，当年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达到1400多万人，平均每个1岁年龄组有100万流动儿童。
几年前，在流动儿童问题出现的初期，流动儿童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义务教育问题。各级政府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但是，义务教育只是流动儿童问题的一个阶段性表现。随着流动儿童年龄的增大，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不断发生变化。今后一段时期，更突出的流动儿童问题将是“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他们更不能在城市里参加高考。如果他们不能在城市里上高中和考大学，他们初中毕业之后就难以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包括：他们到哪里去上高中？他们到哪里去考大学？他们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里实现就业？他们能不能在城市里“象样”地就业？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成为“城里人”？如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话，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随着90年代中期第一批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逐渐长大成人，上述各个问题，都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会越来越突出。从现在开始，每年将新增100万以上的“大龄”流动儿童，他们将反复不断地向社会提出上述问题。
单就每年新增100万这样一个巨大的规模而言，我国城市流动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就不亚于法国第二代移民。
不仅如此，“大龄”流动儿童问题还有其特殊的尖锐性：
第一，无论是这些儿童还是他们的父母，均把这些儿童的“出息”视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他们将难以接受“没有出路”的结果。
第二，如前所述，很大部分流动儿童就出生在城市里，他们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学习，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
第三，这些流动儿童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不管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少年，仍然习惯地将自己当做乡下人。父辈流动人口已经习惯了各种不平等待遇，并随时准备接受各种不公平的对待。而这些流动儿童中的很多人已经将自己当成城里人了，而且他们更多地具备了拒绝不公平待遇的精神和能力。在不公平面前，这些流动儿童的“对抗”将大大超过他们的父母。
希望整个社会、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早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为这些流动儿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里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
当前急需考虑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流动儿童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城市里接受高中教育以及参加高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以及各个城市都还没有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如何更好地让长大成人的流动儿童能够平等地在城市里实行就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