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邬沧萍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下称老年比）或人口平均年龄（或年龄中位数）不断提高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转变的必然后果，任何人口概莫能外，不同的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进程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上的差异。

    人口老龄化既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它必然受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寿命）和迁移的制约。撇开迁移不谈，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寿命影响不大。我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并达到较低的水平，人口老龄化就必然加快。因此人口数量的控制和老龄化的程度是两难的抉择，必须协调好不能顾此失彼。

    上世纪70年代总结我国人口发展的实践和理论争论，面对50年代、60年代两个人口出生高峰周期性的增长，我国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决策并开始在城乡开展计划生育。

    1982年我国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共中央果敢地作出严格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决定。

    当我国计划生育取得巨大成就，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时候，2000年中共中央又不失时机地作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2006年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共中央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把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道提出来，说明中共中央在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关系上是胸有成竹，也是高瞻远瞩的，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计划生育全然不顾及后果。

    其实早在1980年的“公开信”中，中共中央对严格控制人口的后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已经谈到。这次中共中央的决定对许多人口问题都提出了解决的方针和政策。

    我国在人口问题上优先解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一种客观的要求，但决不是说其他人口问题不重要了。

    在过去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挑战并不凸显，而人口规模过大对我国发展全面的影响却非常突出，必须优先解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挑战是严峻和紧迫的。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老年人口是世界最多的，占全世界老年人的1/5，二三十年后将要占到世界老人的1/4。我国今天GDP占世界GDP5%左右，却要支持这样庞大的老年群体，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留给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各种准备的时间比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短得多。“决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有人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甚至说成是人口危机都归罪于计划生育，这是十分错误的，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是我国未富先老使得我国庞大的1.4亿老年人群，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群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的。这也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不发达和二元经济体制存在的结果。

    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老年人急剧增加是过去出生高峰人口周期性地鱼贯进入老年期造成的。计划生育只是减少出生人口数和提高老年比。我国老年人群庞大是历史与既定的，与计划生育无关。但是由于低生育对今后抚养、照料老年人的影响，现在就要未雨绸缪。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同我国总和生育率是1.8上下，这是略低于更替水平，又是我国逐步实现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的数量界限，也是符合我国国情在一个时期内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指向。

    稳定现行的低生育水平既有利于引导人口惯性增长，在客观上有助于预防人口过度老龄化。有人提出放宽生育来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这是一项下策：一是增加了新生人口，推迟和扩大人口规模及其实现相对稳定的时间；二是对缓解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需求是“远水不救近火”于事无补；三是在新增加出生人口对老龄化派上用场前，增加了社会负担，形成老少负担“两头沉”；四是现在新增加出生人口，60年后又扩大老年人群，循环增加扩大人口规模，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是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依靠经济、社会、文化各项政策并能认真落实。认识到位，才能工作到位。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任重道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供稿）